地球没有好朋友

七月的上海。天气还没到最热的时候，但中午在太阳下走五分钟也会汗如雨下。我一面怀念着深圳的绿化，一面急急地走进一家租房中介公司，期待它能帮我解决住宿问题。我真的不能再拖啦，第二天就要上班，住旅馆是再也吃不消了。

我的要求只有三条：高层，因为我讨厌各类昆虫;有空调，因为我怕热;离公司近，因为我想每天早晨步行上班。另外，一个人租房现在是租不起的，必然要跟人合租，所以如果有个好室友就更好了。带着这些条件，看了好几处房子，还没能找到叫我满意的。

我向中介公司的青年男子说了一遍我的要求。他笑着答道：“有，有。三室一厅，一千三一个月。”我很高兴，便跟着他去看房子。

一个小时之后，青年男子便成了我的新任房东。房子基本符合我的要求，唯有一点不爽：原本的三室一厅的客厅和厨房都被改成了隔间对外出租，房子其实是“五室零厅”。夸张的是，客厅的隔间竟是用木板隔的，只在较高处挖去了一块，算作天窗。房东向我解释说：“上海的房子都是这样。”我当然不信他的鬼话，不过想到找个符合条件的房子不容易，房间平时也只是晚上回来睡睡觉，所以就从了。

房东说：“网络是免费用的，不过要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接。我来帮你问问那边的人在不在家。”我点头说好，想正好认识一下同居室友。

咚咚咚，房东敲门。门内传来女人的声音：“什么事呀？”

二十五岁左右，较成熟，爱算计，刚睡醒。我根据声音在心里默默判断。

“新搬来个房客，来弄下上网。”房东答道。门被打开三十度角。我顺着三十度角往门内看，只见一张床，床上睡着一男一女，男方正在睡觉，身盖着被子，露出脑袋和毛发浓密的小腿。爱算计的女人则坐在床上，双腿抱在胸前，用被子盖住，应该是开完门后立刻缩回去的。我看到这画面，觉得十分尴尬，觉得打扰到别人休息，忙对房东说下次再来，又连着向门内说了几声“不好意思”。

下午又马不停蹄，把行礼从旅馆搬到了新住处，又冲了个澡，精疲力竭。铺好床单，倒在床上便睡，醒来时已是晚上。用白开水泡了袋泡面，边吃边想在上海混真不容易啊。有人要住木板隔间，有的两人只能挤一间房里。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混出个样来呢。

吃完了泡面，无事可做，又想起上网的事来。这时候应该没在睡觉了吧，我想。于是又去敲隔壁的门。

咚咚咚。“谁呀？”门内问。“我想来搞一下上网。”我开门见山地说，语法也有点混乱。“哦，进来吧，门没锁。”女人的声音。

我扭开门，一股浓烈的香水味道扑面而来。女人坐在床上，只穿了一件粉色吊带睡裙。见我进来，也没有起身迎接的意思。“那些东西在地上，你弄弄吧。好像也是一会儿能上一会儿不能上的，我都好久没有上过了。”非常浓重的东北口音，之前居然没发现。

我俯下身去。有线通的猫，集线器，路由器和网线缠绕在一起，乱作一团。我准备从这堆线里理出一跟网线来拖到自己房间里去。正被这推缠绕着的网线搞得郁闷，她说：“你坐床上弄呗。”

房间不大，屁股一抬就坐到了床上。上海女生都这么大方的吧，我想。

继续弄我的网线。她先开口了：“今天刚搬来的吧，房东收你多少钱一个月啊？”“一千三，包水电，不包空调。”我如实回答。

“啊，这么贵，小伙子你被骗了，我这才一千一。”语气里充满了同情。

我自然很不爽，不过不想在女生面前太失风度，于是笑了笑说：“也许现在房价涨了，你们租得早，便宜。”

“哪涨得那么快，房东太黑了。”她这么一说，我们俩因为有了一个统一的敌人，所以似乎成了好朋友。

于是她开始把我当一个熟人一样对我讲述。灯泡要换了好多次房东也不换，房东老婆人不错经常来帮忙倒垃圾，之前你的房间也住了一个小伙没几天就搬走了。听着她说这些，我也借机打量起她来：瓜子脸，一对眼睛挺水灵，鼻子也算坚挺，脸上上长了些色斑，抹了东西也没能完全遮住。总的来说，是个美女。

“哦，对了，这空调遥控器也一直有问题，我每次都要爬到凳子上开空调。”说着，便用手指指空调。我看过去，空调下面果然放了张凳子。她用手拉了一下睡裙的肩带，然后起身，爬到了凳子上，点了几个空调上的按钮，又回到床上。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她问。这个问题有些出乎意料，我略想了一下，答道：“我是做IT的。”

她似乎点了一下头，又似乎没有。我自觉礼貌地回问了一句：“你呢？”

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是上夜班的。”很自然的声音。大自然。

我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把“夜班”当作一种职业。但是我很聪明，几乎不花一秒钟就明白了这个答案的意思。这种聪明来源于预感。我的心陡跳了几下。从容，从容，我对自己说。

“我先过去了，有空再聊。”我微笑着说。然后，便带上了门，走回自己的房间。

看着窗外的五彩霓虹和车水马龙，我心中一阵阵激动。但很快，我又恢复了平静，开始盘算什么时候请我的新室友吃饭。

王信文@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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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

上海(二)

一直不喜欢做飞机。原因有二：1 飞机对于个人而言没有可控性。摩托车出事了可以跳车，公共汽车出事了可以从口袋里掏出小锤子，飞机出事了只能等死。2 上飞机时一个地方，下飞机时是另外一个地方，这种事情发生在游戏里叫瞬间移动，若发生在现实中，我那原始人的大脑理解起来颇有难度。

我年轻时总相信，根据逻辑得出的答案正确且有说服力。吃的饭多了，见的姑娘多了，这个想法渐渐褪淡。我不想坐飞机，觉得坐飞机恐怖。同飞的人说：数据表明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我无言以对。我不吃牛蛙，觉得吃牛蛙残忍。同桌的人问我：吃牛蛙跟吃鸡吃鸭有何区别？我答不上来。我不爱自摸，觉得自摸恶心。我的女朋友问我：我摸你和你自摸时感觉有何不同？我哑口无言。我不信宗教，觉得那是精神鸦片。可当我坐在教堂里，听见身边的人随着风琴充满感情与希望地唱歌时，我由衷感动。

从猿猴起算，我的祖先存在了约四百万年。从亚里士多德创建逻辑学起算，我的祖先存在了几千年。两者差几个数量级，所以我相信前者对我的影响更大。那段时间决定了我听见哪个频段的声波，看见哪个频段的光波，喜欢什么食物和爱闻什么气味。这些感官体验对我的影响，远胜文字，远胜逻辑，远胜其它一切由我近几千年来的先辈们刚刚创造出来的东西。

感官除了包括五官，还有触觉，还有性。我有个好友，每周洗澡一次，每次洗澡手淫一次，无分秋夏。有一次他问我，女人的存在有何意义。我答道：自己解决，只有触觉。女人却可以同时提供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的体验。他恍然大悟，从此在浴室里停留时间没超过五分钟。

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众多解集之一。我所在解集的特点是，爱吃肉，爱闻花的气味，爱胸大屁股圆的姑娘。这些特点，有多少是必然，有多少只是巧合，我讲不清。我只知道，人生苦短，且没有意义。愿我有生之年，可以尝遍美味，看尽美女。

王信文@2009年7月

(跟风自曝)

请不要转载此文，以免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谢谢。

我的大一在焦灼和迷茫中度过。

同所有大一新生一样，身边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害怕自己在起跑阶段就落后，我希望保持住高中时代的领先感和优越感。我好像一只想领头却不知道队伍前进方向的羊。在这样的不知所措中，我做了这些事儿：

1 我参加了系辩论队。起因是一位学长在一个名叫“新老生见面会”的活动中义正言辞的一句话：“参加辩论是一件绝对不会让你们后悔的事情。” 事实证明，我后来也的确没有后悔。辩论对我的益处在于：它使我不得不开始思考我的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比如“艺术商品化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避免拜金主义”，等等。辩论的不好之处在于：它几乎占用了我的所有课余时间，甚至课上时间。我学会了逃课，并且适应了考试成绩不在班级中名列前茅。

2 我主持了校级的歌唱比赛。参加这个活动，是我脑中高中时代的思想残余作祟，认为主持文化活动无比光荣，是最优秀的学生才能做的事情。

3 我作为学生会某部门的小混混，组织了多场舞会和歌唱比赛之类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关于舞会的故事，每次在我的叙述中都会因为时间的久远和快乐的意淫而添加许多臆造的细节。但是确切的是，我作为舞会的组织者，邀请坐在场边的一位花容月貌，兰心蕙质的姑娘跳舞，并遭到了委婉的拒绝。这个姑娘就是陈小花。

4 我参加了院学生会主席的竞选，成了院史上第一个大一就竞选学生会主席的学生。竞选失败了，我很受打击。会后，有位学姐对我说：你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我铭记在心。

5 大一下学期，我交了一个大我两岁的女朋友。这个故事有一个漂亮的开头：我们常常会去同一间教室自习。某个晚上，我趁她去打开水的间隙，往她包里塞了一封用蓝黑色钢笔水写的信。两个星期之后，她成了我的女朋友。

6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接触Linux。那时的Linux还远不如现在这么好用，我常常为配置某个硬件驱动花去整天的时间。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使用google，适应了阅读英文。

7 我跟另外两位同学组队，参加了院内的软件设计比赛。初赛中即被淘汰。

8 我希望毕业之后立即开始创业。但这个思想还不坚定，只有萌芽。

我的大二基本上只做了一件事儿。

我创立了一个社团，名叫OPEN。这个社团的历史使命是在南大校园内推广开源(open source)的技术和思想。关于创立这个社团的原因，我在无数次的社团活动中动情地说：我们对开源爱得深沉。可是当我现在回顾当年的那段时光，我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自己确有私心：一方面，我想给自己搭建一个更大的“舞台”。另一方面，我想要知道“创业”，或者说把一件东西从没有变成有到底是怎么一会事儿。大学是一块几乎没有失败成本的实验土壤。我很庆幸，我把握住了。

社团办得有声有色。我逼自己不断学习新知识以使我更加称职“社长”这个职位。同时，这个角色也使我迅速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包括许多年龄比我大技术比我高眼界比我宽的前辈。我飞速成长。

在社团成立的第二个学期，我带着社团做了一件事情：每周四晚定期向全校开课，普及开源(主要是Linux)的技术和思想。主讲人除了我自己，还请了许多校内校外的朋友。这个活动坚持了一学期。在学期的结束，我们在网上发布了试题，还给考试合格者发了社团结业证书。

那个学期，我基本没去上过课。我不知道值不值得，但有两件事给我很大安慰：有个学文科的学姐因为参加了社团的活动，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后来考上了软件学院的研究生，成了我的直系学姐。另一件是，我大四时去台湾交换，同行的商学院的学弟竞对我说：我上过你的课，我家里还有你签名的结业证书。

因为我在社团上投入了几乎全部的精力，也因为我大二她大四我们在不同校区，我与女朋友的关系疏远了。于是，这段姐弟恋没能维持太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XuYou大师兄的帮助下，我的独立博客http://verypig.com开张了。

我在大三做了几个重要决策。

第一，我放弃了出国。我对自己说：搞科研，坐冷板凳，憋在实验室，不适合自己的浮夸性格。另一个原因我不愿意承认：我的成绩想去好学校很难。

第二，我放弃了毕业后直接创业。因为李彦宏在南大的一句话：“互联网的圈地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仔细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是对的。而且我也不具备在其他领域创业的可能，于是放弃。

第三，我决定毕业之后不写代码。用ZZ师兄的话说，我决定不做一个“IT民工”。原因很简单：我认为一切“技术类”工作的实质都是“使用工具”，而“使用工具”这件事迟早有一天可以由更高级的工具来完成。

我开始疯狂学习。同Pongba师兄的读书自学路线不一样的是，我去听课，跟老师学。我去蹭全校各院系的课，只听一流老师的课。有一次去听经济系的《投资银行学》，老师临时换了教室，新教室的座位不够。老师允许没座位的同学不上课，于是没有座位的同学都离开了教室。但是我不干，把书包放在地上，坐在地上听。那位老师一整节课都很激动。

有两位老师给了我很大影响：新闻传播学院的胡翼青老师和公共管理学院的庞绍堂老师。前者教《社会心理学》，每节课都会直接以新传院的老师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他让我明白：再伟大的理论也可以与实践进行轻巧连接：这种连接需要真正深刻和透彻的理解。后者教《中国古代思想史》，曾提议把南京大学现在的破烂校训改成“道器并重，兼有天下”。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阅读一流书籍——并非博客圈里常提到的那些“学科经典”，而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天才的智慧：比如《物种起源》，比如《国富论》。

大三时，我决定找一个女朋友。我于弱水三千之中，一眼挑中了陈小花。一拍即合。所有朋友都说：你们太太太太太配了。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实话。这个故事实在很长，所以以后将专门撰文讲述。

某天，有位商院的研究生学长给我电话，要我去给南京某大学的成人自考学生上课。他说：“我听过你在OPEN的讲课，很牛逼。我推荐你去给他们讲，但是有一点，你要说你是南大的研究生，因为这个职位只对研究生开放。” 我想了想，我讲得肯定不会比研究生差，于是我就去了。

我的任务是教三十多名大二学生C语言，每周两次课。第一节课，我刚走上讲台，下面一阵惊叹：这个老师也太年轻了。是啊，当时我只比我的学生大一岁。我早有准备，故作从容地说：“每年我来讲课的时候，听到下面一阵惊叹声，我就感到很高兴——原来我还没老。”大家一笑。

一个月之后，那门课程因故取消。我的那位学长后来告诉我，当辅导员宣布课程取消的消息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显示出了极大的不情愿。那个场景深深地震撼了辅导员——她从来没见过这群学生会如此喜欢一个老师。学长问我原因，我只说了一句： 把他们当作正常人去教。这是一群在批评和责骂声中长大的学生们从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大三下学期，我开始找暑期实习。在一位好朋友的推荐下，我早早拿到了通用汽车的实习offer。这份实习甚合我意，因为它能帮我光荣地甩掉“民工”的帽子。结果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在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通用突然遇到了极大困难，原有的实习计划被取消了。这时，我已经错过了寻找实习的最佳时间。我万念俱灰，几乎崩溃。好在有父母和小花的支持，不久，我又找到了某互联网招聘公司的实习。在一个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我成长了许多。

我的大四过得很快乐。

开学之初，小花同学面临重要的选择：是留南大还是去复旦。留南大百分之百成功，去复旦有一定风险被涮掉，而被涮掉就什么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而且女生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尤其之高。我却坚持小花去复旦。因为我知道，她一定成功。面临风险的时刻，我们往往不够自信，外面的人却看得更清楚。结果想必你知道：她成功了。

我的找工作也进行很顺利。开学不久就拿到了一个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类offer，意味着我基本上摆脱了民工的宿命。十月中旬，收到了小花口中的“全国最大、最俗气的网络公司”的产品类offer，而且位处上海。几乎没有犹豫就接受了offer，且之后也没有再找其它的工作。一是为了积攒人品，二是薪水开的比最大最俗气的公司还高的公司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寥寥可数。

我去上海工作，她去上海读研，这个结局的得来虽然只是数笔代过，却经历了长期的规划，艰苦的努力。而另一件在我规划外的惊喜是：机缘巧合，我们都可以去台湾交换学习一学期。能去台湾，本属难得，一对情侣一起去，而且被分到同一学校，简直是奇迹。奇迹发生了。

回首大学四年，我没有遗憾。我见到一些同学想创立社团，但没能成功，我见到一些同学想去听其他院系的课，却不好意思，我见到一些同学想转行不写代码，却没能坚持到底。我很幸运。

王信文@2009年6月

陈小花同学常对我说两句话：第一句：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第二句：我说不过你，可这不代表你是对的。 我的回答是：1 我站在对的一边。2 谁叫你说不过我，你有本事就说过我，否则就是我对。两个答案都很不讨喜，所以她每每对我拳脚相加，责成我面壁反省。

心里当然清楚是我理亏。原因简单：1 世界足够大，考虑问题的角度也可以足够多。角度不同，结论相差天上地下。而且，几乎任何结论都可以找到一堆论据来支持。 2 即使从逻辑角度只有一解，只要文字使用能力够强，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举两例。

1 某夜，被短信铃声吵醒。一好友发来短信：“我还是决定跟她分手。”那时我正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拿起黑莓手机，用我南京大学首届短信打字大赛排名第一的速度，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打了六七十字。最后一句是：“跟随心的方向，我支持你。”按下发出键，又呼呼睡去。不知过了多久，再次被铃声叫醒，这次的短信是：“他要跟我分手。”我心里默念了一句，这年头分手的还真多。也没看是谁发过来的，于迷迷糊糊之中，迅速回了一行字：“那个王八蛋，早分早好，他配不上你。”

次日早晨惊醒，想起发来短信的两人是一对。怅然良久。

2 我在我大学的前三年都不玩任何电脑游戏，并且不只一次在公共场合教育学弟妹们说：“不要玩游戏。生命很短，多做些将来可以拿来回忆的事情。不要到了毕业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大学生活里只有游戏。” 哪知后来阴错阳差，我找到了一份设计游戏的工作。这份工作的最高目标正是让更多的人爱上我参与制作的游戏。开始时还有些良心不安，但竟然很快便想通了，并且又开始堂而皇之的教育学弟妹们：“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如果在游戏中，你体验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的东西，比如做英雄的快感、团队合作的乐趣，那玩玩游戏有何尝不可呢？”

逻辑上似乎找不到有错，于是我的良心也停止了不安。

下一个问题：如果结论常常不是逻辑的结果，那结论如何形成？
我想有两个因素重要：
1 立场，或者说自身的利益考量。“屁股决定脑袋”，这是再简单不过的真理。所以，说起钓鱼岛是谁的，人人都史料充足，理直气壮。

2 经验，或者说切身体会、亲身经历。没有经历过肾结石的痛苦，就不能体会到三鹿宝宝的可怜。所以，我不相信谁可以”逃出他的肖申克“，也不相信谁能坐在那里苦思冥想，就可以“运用心智获得解放”。

(感谢陈小花同学友情赠题)

王信文@2009年5月

我十八岁时读到一本黄色封皮的小册子，上面说男性十八到二十二岁时性能力最强，之后便开始渐渐衰退。当时我很震惊，一是感叹自己身上居然还蕴藏着自己所不知晓的强力，二是掐指一算，二十二岁离自己不过寥寥数年。

那是第一次切实感受到生命的无助。从生下来长到十八岁，一切都是生命的好迹象：个子越长越高，双手越来越有力，数学题越做越快。这时却传来晴天霹雳：有种自己还没使用过的能力将在可预见的几年后走向衰退，且这种衰退不可抗拒。这是多么让人绝望和难以接受啊。

由这种衰退而引发的绝望，很容易把自己引向更深处的思考：死亡。因为死亡是身体各个部分开始争先恐后地衰退的必然结果。李银河曾引用比利时小说家的话说：“……我们的人生是虚弱的，难免一死的…….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安慰我们。”

真的无可安慰吗？仔细找找，还是有一些。第一，在死亡这件事情上，我们并不孤独。现在跟我们一起活着的人很难比我们多活多久。第二，现代医学尚未排除长生不老的可能。纳米科技、器官移植、基因置换……这多少还给我们留有一丝希望。

还有一点不可不提，且安慰能力最强：信仰。一次去旁听学校里基督教的活动，牧师当着大家的面问一个信徒：神给了你什么应许？信徒一脸阳光，缓缓答了两个字：“永生。” 那个画面给了我极强的震撼。生命的大部分困惑，只要通过“相信”就可以解决了，这真是妙不可言啊。只是，要我去相信，我还是不愿意的：第一，“逻辑”已经率先占领了我的大脑，更换信仰相当于对我的大脑进行硬盘格式化并重装系统，成本太高。第二，与没有困惑的快乐相比，我还是更向往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也许有一天年纪大了，感到死亡越发可怕，快乐比自由更重要，再去信它不迟。

“死”的下一个问题是“生”。既然生命如此虚弱且无可安慰，那怎么样活才够本，才算没白活？我小学时喜欢梁咏琪，经常去菜场旁的小商品市场里买两块半一盘的盗版磁带，也偶尔骗妈妈说学校里又要交书本费了然后去新华书店花十块钱买一盒正版。磁带背面梁咏琪批着一块浴巾站在沙滩上，我欢喜得发狂。后来读到一本杂志，说未来有个叫互联网的东西普及了，就可以想听啥就有啥。我当时激动地从床上跳起来，想，到那时人生还有什么追求啊。光阴荏苒，十多年后的今天，互联网早已普及了，想听什么都有，免费且合法，而我人生的追求却还有一堆。进大学的时候老师让写人生的理想，超过半数的同学写了“环游世界”。三四年过去，以我有限的旅行经验和可预期的财富增长速度，环游世界亦并非遥不可及。仔细算算，若把我所有的人生理想或追求归类，可得到一个粗略的结论：与物有关的想法，在我有生之年，基本都能实现。最新款黑莓手机、可以装进信封的苹果笔记本、上海市外环以内的房子、可以吸引1912的妹妹主动来跟我搭讪的小车……而与人有关的想法，在我的性能力完全衰退以前，基本不能实现。与梁咏琪做好朋友、与陈冠西探讨人生的真谛、有三到四个小妾为我繁殖后代……

意识到死的存在才能更好的生。一个得了绝症的人会何等珍惜自己的生命。既然如此，正常人不妨也给自己做一假设：我们都一生下来就生患绝症，短短七八十年内就要回归自然。遇到身边的朋友不快乐，我很欠扁地安慰道：“你之所以会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以下两件事中的任意一件：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的星空，二是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短暂。” 的确欠扁，却是实话。只可惜，我领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已经二十二岁了。

王信文@2009年4月

1 马英九说：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大陆是中华民国领土。按照这个逻辑，台湾不需要“独立”。上中华民国宪法课时老师问：你觉得台湾要怎样看待西藏流亡政府？正确答案是：那个政府对中华民国来说也是个叛乱团体。

2 “中国”一词，在台湾含义不清。社会心理学老师用它来指代台湾，中华民国宪法老师用它来指代大陆，“中共政治”的老师用它表示两岸之和。

3 去台北的县城里旅游，住进一家民宿。老板娘一听我们是从大陆过去的，用一间房的价格租给我们两个房间，并亲切地称我们是“从祖国来的”。这让我想起几天前参加一个两岸学术交流活动，一个教授站起来说：“我们过的比你们好，为什么要跟你们统一？”

4 不只一个大陆同学在私下交流时对我说：这里如此之好，如果统一了，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啊。台湾的确是一块文明的土壤，这种文明的力量常常让我感动。买东西时，营业员姐姐都会说谢谢。上课的老师听说我是大陆来的，常常要请我吃饭。一直以反面形象出现的教务处大妈在这里永远热情洋溢，活力四射。学生证丢在公车上，捡到的老爷爷会打电话到学校问是谁丢的，然后自己掏腰包寄过来。数码相机丢在路边，会有一个红头发穿耳环一脸痞象的男生追出一百米，温柔地问：同学，泽个东西似你的吗？

5 台湾同学问我的态度。我说：“只要是台湾人民自己做出的选择，我都支持。”

6 当然，事实会怎样，与个人的意愿常常不是一回事。德国统一，欧盟形成，都以关税同盟为起点。我相信，两岸和平统一之路亦将由此开始。不管那个起点名叫CECA还是叫ECFA，或是其它的名字。如果非要给这份相信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二十年。

王信文@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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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家的时候，房间从来都是我妈帮我收拾。我妈每每让我收拾房间时总说：“你连收拾房间都不会，以后一定被老婆骂的！”我尽管也意识到了这种巨大危险存在的可能性，但还是懒得收。我妈没想到的是，后来我搬到南京，租了房子自己住，收拾房间成了我的爱好之一。
后来我总结：在家时我妈不管嘴上怎么说，最后一定会帮我收拾房间。在外面时如果我一段时间不收拾，房间里就处于不能走路的状态，这时我才切实体会到了收拾房间的重要性。所以跟我妈生活在一起，是永远学不会收拾房间的：她把我收拾房间的功能给替代了。

2 姑姑向我抱怨我的表妹从来不愿意主动学习，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对她说：“唯一的方法是：从现在开始不管她。”  我平时是看着我姑姑如此教育我表妹的：一看见我表妹有空闲时间，就敦促她看书、学习，一看见她玩就很不高兴。这样时间久了，表妹就形成了在督促下才学习，不督促不学习的习惯。简而言之，她自我管理时间的功能被她的母亲完全替代了，更谈不上要主动地把时间分配给学习了。姑姑问：我不管她她就不学习，那她作业完不成怎么办？我说：她作业完不成自然有老师会骂她，那样她才能自己切实体会到学习的责任。

明白功能替代这回事后，我学会了两点：
1 尽量不去替代别人的功能。大学期间我曾经领导过几个社团，我完美主义的倾向让我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到细节：海报纸用什么颜色，演讲幻灯片用什么文件格式，活动时间在七点还是六点半……久而久之，我郁闷地发现：我剥夺了社员们的思考功能。如果我不规定细节，几乎总是会出差错，也没有社员觉得社团是他们自己的。

2 当别人试图替代自己的功能时，尽量保持警惕。我会对我妈说：“不管我房间乱成什么样，你都别帮我收拾。” 当然，最宝贵又经常被别人夺走的是我们的思考功能。比如：在媒体上看到的信息，总是要保留着“最初的问号”的。

王信文@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