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没有好朋友

步入职场已愈半年。有个大学同学问我：”你工作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支吾半天答不上来，只说：“让我想一想。”可是，想了半天，最终也没答上来。

当然不是没有变化。可为什么答不上来呢？我猜多半是自己变得太快，而且变完即忘。小花常要说我：“你以前不是说过****吗，现在怎么变了？“我一般拒不承认，若是铁证如山，实在抵赖不掉，就若无其事地说：“我以前错了，现在改正。”接下来小花会说我“不要脸”，我便厚着脸皮答：“我才不管自己的对错，结果才重要。”

为了不让自己活得浑浑噩噩不明不白，我仔细回忆了自己工作前的样子、阅读了自己以前写的博客和日记，总结出以下几点变化：

1、身体和思想都加速衰老。看见漂亮姑娘，下身反应速度明显不如从前，或是根本没反应。思想衰老表现为：出格或奔放的想法越来越少。在学校时自由自在，无法无天，基本感觉不到任何束缚。工作了则不一样：除非身居CEO的位子，否则总会有一个人在每隔半年时给你评分。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要“Free Thinking”自然很难。更为关键的是，从一所“道器并重，兼有天下”的大学，到任何一个追逐利益、最好也不过“不作恶”的企业，这是任何一个从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经历的巨大心理落差。在经历这个落差的自由落体过程中，我痛苦无比。我有一次把状态改成：“南大之后，再无归属感”，昔日同学少年纷纷响应。

2、脸皮更厚。害羞的原因无非两条：一是未知，二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举例来说：对着一群不熟悉的人说话会结巴，跟自己暗恋的姑娘并肩走路会脸红。工作之后，接触到人群样本远比在校园里的更丰富，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同年龄层。因此，随着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越来越多，未知也越来越少，自信也越足。另一方面，不再把自己如从前一样那么当回事儿了。校园时代的各种光环全部清零，我也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的诗人的身份。于是在路边遇到看的上眼的漂亮小姑娘，我常常要去搭讪，并且在心里冷笑：1、我了解你的每个想法，我这么帅的人跟你搭讪会成为你明天跟伙伴们玩耍时炫耀的资本，2、我只是众多和你搭讪的猥琐男生中的一个，我不那么重要，好比过眼烟云。

3、更加看重结果。以前找工作时，看到一条要求是“result-oriented”（结果导向），颇不能理解，想：难道有人是不“result-oriented”的吗？工作之后才明白这个词组的真正含义：为达目的，不在乎过程，不择手段，自己的感受最不重要。有一天领导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事情做成了，但得罪了所有人，给你60分。所有人都喜欢你，但事情没做成，给你30分。”我谨记在心。好在我还深知，工作不同于生活。生活的最终结果就是死，所有人都一样，所以最不重要；自己的所有感受构成生活的一切，所以感受最重要。

王信文 @ 2010年2月

今年春天，跟小花一起去了垦丁的海底世界。台湾同胞叫它“国立海洋生物馆”。看着千奇百怪眼花缭乱悠然自得的海底生物，我突然明白：原来这个地球上除了人，还有很多生物可以活得很快乐：可以用肛门呼吸，可以用超声波辩位，可以在水中交配。过了几天，我又跟小花坐船去太平洋上看鲸鱼。随着船离台湾岛的距离越来越远，我看到一副奇异的景象：放眼望去，大部分都是高山和大海，有人活动的地方只是很小的一块。

我想，自地球上开始有生命到现在，已有三四十亿年。能活到今天并且能稳定地活下去的生物，都极不容易。地球的所有环境，例如水、阳光、土地、大气，好似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方程。能活下来的物种，都是这个方程的解。这些解里，也很难分清谁是优解，谁是劣解：谁能肯定地说上海人比台湾海峡的海豚活得好呢？至少海豚不用像大部分上海人一样为了买房发愁。而发送和接收超声波又是何种美妙感觉，也是没有人知道的。

我不禁要再问：眼睛看到的和超声波接收到的，哪个是真相？似乎两者都不是，也说不清楚谁更接近真相。眼睛接收光波，海豚收发超声波，两者并无质的区别。我常以此安慰自已的红绿色盲：一般人的眼睛能接收到的光谱频率范围确是比我广些，可也没见过谁的眼睛能收超声波，所以他们没好到哪去。我不禁再想，谁能收光波，谁能收超声波，谁能用肛门呼吸，都是进化过程中的巧合。人类只是众多巧合中的一种。如果真有来世，我要做牛做马，换种活法。或者最好能做只鸟，体验一下飞行的惬意。但是，绝对不再做人。

如果没有来世，我得好好想想今生怎么过才不亏。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早已有，四个字：极致体验。陈凯歌的前妻说，女人一生要睡五个男人才值。我钦佩这个女人的直快，也惋惜自已时运不济，早早遇到了小花。(虽然此人当年在认识我不久后用毛笔写给我一封信，说让我尽管跟别的女人乱搞，她不会介意)好吧，说得完整些：极致体验，同时不影响身边人的体验。我立刻想到，待到生命垂危之时，我一定要吸毒而死。海洛因，吗啡，可卡因，每样都要尝试几遍。若是至亲至爱之人欲先走我一步，我也定要推荐他们学习我的思路。

王信文@2009年12月

小学二年级那年，我梦想有一台小霸王游戏机。那玩意儿在当时几乎是可以想像的最奢侈的娱乐设备。每到周末，我就会去另外一个小朋友家里，一起玩一款叫作《三国志》游戏。游戏中我可以假装自己是刘备，率领众虎将一统三国。

常去别人家里玩自然不爽，我想自己有一台。我又哭又闹，妈妈也没理我，因为那个游戏机当时实在是太贵了，几乎相当于她一个月的工资。越难得到，越是想要。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自己做了一梦：梦里，我终于有了小霸王游戏机，而且还是两台。终于，耐不住我的蛮不讲理，有天我妈妥协了：她许诺我，如果是我在期末考试中得了“双百”(语文数学都是100)，就给我买小霸王。

我的被数字驱动的人生由此开始。这一次，“200”是我的目标。

那年的冬天很漫长。在即将过年前的某个寒冷上午，我妈捧着一台小霸王带回到家。我当即泪奔。

接下来的日子便一发不可收，我的生活一直被一个个数字摆布，从未间断：

小学，我需要更高的期末考试分数，以此作为我向我妈要求购买新游戏卡的资本。

中学，中考分数和高考分数这两个无聊的数字各浪费我三年青春。

大学，学分绩很低，常被人鄙视，也就算了，我可以说我不在乎。同学之间互相攀比的新数字是：第一份收入的起薪。

工作，有关生活质量的指标突然多了起来：工作绩效，年收入，住房面积和价格，一晚能xxoo几次，一次多长时间……

为什么数字有如此强的力量，可以左右我的生活？我想这是由数字的两个特性决定的：

1、易传播。我高考完之后，几乎每个亲戚都要问我的高考“总分是多少”，但很少有人再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想去什么学校”。我找到了工作，几乎每个朋友都要问“多少钱一个月”，却很少有人再问我“工作辛不辛苦，美女同事多不多”。所以回答起问题时，我只需答一个数字，问问题的人便会很满足，以为了解了我的全部。

2、易比较。你高考总分650，我660，我就是比你牛逼。我月入一万，你月入一万二，你就是比我牛逼。多么简单和谐啊。以至于离开高中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理解一件事：申请美国的高校为什么为什么要填写一大堆乱七八糟莫名其妙的材料？为什么不是直接凭借一个分数排名呢？

总之，我的生活还在被数字驱动，这是一个悲剧。我期待有人问我，工作得开不开心，钱花得爽不爽，最近在读什么书听什么音乐。我相信，数字之外，总还有些其它值得追求的东西。有一次公司聚餐，几杯酒下肚后，同事们开始攀比起每晚房事的时间长短。有个长满络腮胡子的同事，耐心听完了所有人的发言，然后缓缓地说：重要的不是一晚几次，也不是一次多久，而是能不能让你的伙伴“一通电就上天”。

王信文@2009年11月

来上海工作已近三个月。一切皆好，唯有一件事情可怕：时间正在越过越快。一个表现是，每月收到工资单的邮件的时候，我总是惊叹：啊，这么快就又要有钱拿了，这么快。想我高中时代，每月全年级考试一次，每次月考之间都要总结、改进、学习、复习，仿佛两三年那么漫长。现在对金钱如此饥渴的我，竟然也会嫌钱来得快了，可见一斑时间离我而去的速度。

这个问题当然需要好好解决。时间走得快直接等价于生命变短啊。我想了想，导致时间过得快的原因不外两个：

一、每天的生活大致相同，大体重复。这样的生活经验相信许多人都有：来回一个地方，觉得去时慢，回来时快。新鲜的经历让大脑兴奋，大脑经历得多，感受得多，时间就好像自然地变长。反之则变短。这个道理容易想明白，但事实不易改变：社会分工已经让大部分人的工作简单而纯粹，每天都有不同工作内容的基本只剩下“诗人”这个（我曾经从事过的）职业了。另外一种选择是不工作，去浪迹天涯，只怕我身边的人都要跳出来反对。

二、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窃以为，这是上海这个城市“生活节奏快”的真正含义。每天被满负荷的工作和糜烂的物质诉求推着前进，很少可以静下心来读读书，形而上和形而下，或审视和反思生活本身。解决方法也不是没有，我有一法：每隔一段时间，我常常对自己默喊一声：停！然后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什么也不做，只有想：我正在做什么，我正在做的事情有何意义。

韩寒在他的小说《长安乱》里描述了一位武林高手：他对时间的感知比所有正常人都慢，所以别人的招式在他眼里都是慢动作。这个人最后自然也成了天下第一。这个故事给我启发：会不会动物们对时间的感知，就如同这个武林高手一样，与人类有区别？所以，我不同情那些命短的小动物们：谁知道它们的一天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的一年？同理，我也不羡慕乌龟。

王信文@2009年10月

七月的上海。天气还没到最热的时候，但中午在太阳下走五分钟也会汗如雨下。我一面怀念着深圳的绿化，一面急急地走进一家租房中介公司，期待它能帮我解决住宿问题。我真的不能再拖啦，第二天就要上班，住旅馆是再也吃不消了。

我的要求只有三条：高层，因为我讨厌各类昆虫;有空调，因为我怕热;离公司近，因为我想每天早晨步行上班。另外，一个人租房现在是租不起的，必然要跟人合租，所以如果有个好室友就更好了。带着这些条件，看了好几处房子，还没能找到叫我满意的。

我向中介公司的青年男子说了一遍我的要求。他笑着答道：“有，有。三室一厅，一千三一个月。”我很高兴，便跟着他去看房子。

一个小时之后，青年男子便成了我的新任房东。房子基本符合我的要求，唯有一点不爽：原本的三室一厅的客厅和厨房都被改成了隔间对外出租，房子其实是“五室零厅”。夸张的是，客厅的隔间竟是用木板隔的，只在较高处挖去了一块，算作天窗。房东向我解释说：“上海的房子都是这样。”我当然不信他的鬼话，不过想到找个符合条件的房子不容易，房间平时也只是晚上回来睡睡觉，所以就从了。

房东说：“网络是免费用的，不过要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接。我来帮你问问那边的人在不在家。”我点头说好，想正好认识一下同居室友。

咚咚咚，房东敲门。门内传来女人的声音：“什么事呀？”

二十五岁左右，较成熟，爱算计，刚睡醒。我根据声音在心里默默判断。

“新搬来个房客，来弄下上网。”房东答道。门被打开三十度角。我顺着三十度角往门内看，只见一张床，床上睡着一男一女，男方正在睡觉，身盖着被子，露出脑袋和毛发浓密的小腿。爱算计的女人则坐在床上，双腿抱在胸前，用被子盖住，应该是开完门后立刻缩回去的。我看到这画面，觉得十分尴尬，觉得打扰到别人休息，忙对房东说下次再来，又连着向门内说了几声“不好意思”。

下午又马不停蹄，把行礼从旅馆搬到了新住处，又冲了个澡，精疲力竭。铺好床单，倒在床上便睡，醒来时已是晚上。用白开水泡了袋泡面，边吃边想在上海混真不容易啊。有人要住木板隔间，有的两人只能挤一间房里。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混出个样来呢。

吃完了泡面，无事可做，又想起上网的事来。这时候应该没在睡觉了吧，我想。于是又去敲隔壁的门。

咚咚咚。“谁呀？”门内问。“我想来搞一下上网。”我开门见山地说，语法也有点混乱。“哦，进来吧，门没锁。”女人的声音。

我扭开门，一股浓烈的香水味道扑面而来。女人坐在床上，只穿了一件粉色吊带睡裙。见我进来，也没有起身迎接的意思。“那些东西在地上，你弄弄吧。好像也是一会儿能上一会儿不能上的，我都好久没有上过了。”非常浓重的东北口音，之前居然没发现。

我俯下身去。有线通的猫，集线器，路由器和网线缠绕在一起，乱作一团。我准备从这堆线里理出一跟网线来拖到自己房间里去。正被这推缠绕着的网线搞得郁闷，她说：“你坐床上弄呗。”

房间不大，屁股一抬就坐到了床上。上海女生都这么大方的吧，我想。

继续弄我的网线。她先开口了：“今天刚搬来的吧，房东收你多少钱一个月啊？”“一千三，包水电，不包空调。”我如实回答。

“啊，这么贵，小伙子你被骗了，我这才一千一。”语气里充满了同情。

我自然很不爽，不过不想在女生面前太失风度，于是笑了笑说：“也许现在房价涨了，你们租得早，便宜。”

“哪涨得那么快，房东太黑了。”她这么一说，我们俩因为有了一个统一的敌人，所以似乎成了好朋友。

于是她开始把我当一个熟人一样对我讲述。灯泡要换了好多次房东也不换，房东老婆人不错经常来帮忙倒垃圾，之前你的房间也住了一个小伙没几天就搬走了。听着她说这些，我也借机打量起她来：瓜子脸，一对眼睛挺水灵，鼻子也算坚挺，脸上上长了些色斑，抹了东西也没能完全遮住。总的来说，是个美女。

“哦，对了，这空调遥控器也一直有问题，我每次都要爬到凳子上开空调。”说着，便用手指指空调。我看过去，空调下面果然放了张凳子。她用手拉了一下睡裙的肩带，然后起身，爬到了凳子上，点了几个空调上的按钮，又回到床上。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她问。这个问题有些出乎意料，我略想了一下，答道：“我是做IT的。”

她似乎点了一下头，又似乎没有。我自觉礼貌地回问了一句：“你呢？”

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是上夜班的。”很自然的声音。大自然。

我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把“夜班”当作一种职业。但是我很聪明，几乎不花一秒钟就明白了这个答案的意思。这种聪明来源于预感。我的心陡跳了几下。从容，从容，我对自己说。

“我先过去了，有空再聊。”我微笑着说。然后，便带上了门，走回自己的房间。

看着窗外的五彩霓虹和车水马龙，我心中一阵阵激动。但很快，我又恢复了平静，开始盘算什么时候请我的新室友吃饭。

王信文@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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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

上海(二)

一直不喜欢做飞机。原因有二：1 飞机对于个人而言没有可控性。摩托车出事了可以跳车，公共汽车出事了可以从口袋里掏出小锤子，飞机出事了只能等死。2 上飞机时一个地方，下飞机时是另外一个地方，这种事情发生在游戏里叫瞬间移动，若发生在现实中，我那原始人的大脑理解起来颇有难度。

我年轻时总相信，根据逻辑得出的答案正确且有说服力。吃的饭多了，见的姑娘多了，这个想法渐渐褪淡。我不想坐飞机，觉得坐飞机恐怖。同飞的人说：数据表明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我无言以对。我不吃牛蛙，觉得吃牛蛙残忍。同桌的人问我：吃牛蛙跟吃鸡吃鸭有何区别？我答不上来。我不爱自摸，觉得自摸恶心。我的女朋友问我：我摸你和你自摸时感觉有何不同？我哑口无言。我不信宗教，觉得那是精神鸦片。可当我坐在教堂里，听见身边的人随着风琴充满感情与希望地唱歌时，我由衷感动。

从猿猴起算，我的祖先存在了约四百万年。从亚里士多德创建逻辑学起算，我的祖先存在了几千年。两者差几个数量级，所以我相信前者对我的影响更大。那段时间决定了我听见哪个频段的声波，看见哪个频段的光波，喜欢什么食物和爱闻什么气味。这些感官体验对我的影响，远胜文字，远胜逻辑，远胜其它一切由我近几千年来的先辈们刚刚创造出来的东西。

感官除了包括五官，还有触觉，还有性。我有个好友，每周洗澡一次，每次洗澡手淫一次，无分秋夏。有一次他问我，女人的存在有何意义。我答道：自己解决，只有触觉。女人却可以同时提供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的体验。他恍然大悟，从此在浴室里停留时间没超过五分钟。

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众多解集之一。我所在解集的特点是，爱吃肉，爱闻花的气味，爱胸大屁股圆的姑娘。这些特点，有多少是必然，有多少只是巧合，我讲不清。我只知道，人生苦短，且没有意义。愿我有生之年，可以尝遍美味，看尽美女。

王信文@2009年7月

(跟风自曝)

请不要转载此文，以免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谢谢。

我的大一在焦灼和迷茫中度过。

同所有大一新生一样，身边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害怕自己在起跑阶段就落后，我希望保持住高中时代的领先感和优越感。我好像一只想领头却不知道队伍前进方向的羊。在这样的不知所措中，我做了这些事儿：

1 我参加了系辩论队。起因是一位学长在一个名叫“新老生见面会”的活动中义正言辞的一句话：“参加辩论是一件绝对不会让你们后悔的事情。” 事实证明，我后来也的确没有后悔。辩论对我的益处在于：它使我不得不开始思考我的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比如“艺术商品化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避免拜金主义”，等等。辩论的不好之处在于：它几乎占用了我的所有课余时间，甚至课上时间。我学会了逃课，并且适应了考试成绩不在班级中名列前茅。

2 我主持了校级的歌唱比赛。参加这个活动，是我脑中高中时代的思想残余作祟，认为主持文化活动无比光荣，是最优秀的学生才能做的事情。

3 我作为学生会某部门的小混混，组织了多场舞会和歌唱比赛之类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关于舞会的故事，每次在我的叙述中都会因为时间的久远和快乐的意淫而添加许多臆造的细节。但是确切的是，我作为舞会的组织者，邀请坐在场边的一位花容月貌，兰心蕙质的姑娘跳舞，并遭到了委婉的拒绝。这个姑娘就是陈小花。

4 我参加了院学生会主席的竞选，成了院史上第一个大一就竞选学生会主席的学生。竞选失败了，我很受打击。会后，有位学姐对我说：你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我铭记在心。

5 大一下学期，我交了一个大我两岁的女朋友。这个故事有一个漂亮的开头：我们常常会去同一间教室自习。某个晚上，我趁她去打开水的间隙，往她包里塞了一封用蓝黑色钢笔水写的信。两个星期之后，她成了我的女朋友。

6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接触Linux。那时的Linux还远不如现在这么好用，我常常为配置某个硬件驱动花去整天的时间。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使用google，适应了阅读英文。

7 我跟另外两位同学组队，参加了院内的软件设计比赛。初赛中即被淘汰。

8 我希望毕业之后立即开始创业。但这个思想还不坚定，只有萌芽。

我的大二基本上只做了一件事儿。

我创立了一个社团，名叫OPEN。这个社团的历史使命是在南大校园内推广开源(open source)的技术和思想。关于创立这个社团的原因，我在无数次的社团活动中动情地说：我们对开源爱得深沉。可是当我现在回顾当年的那段时光，我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自己确有私心：一方面，我想给自己搭建一个更大的“舞台”。另一方面，我想要知道“创业”，或者说把一件东西从没有变成有到底是怎么一会事儿。大学是一块几乎没有失败成本的实验土壤。我很庆幸，我把握住了。

社团办得有声有色。我逼自己不断学习新知识以使我更加称职“社长”这个职位。同时，这个角色也使我迅速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包括许多年龄比我大技术比我高眼界比我宽的前辈。我飞速成长。

在社团成立的第二个学期，我带着社团做了一件事情：每周四晚定期向全校开课，普及开源(主要是Linux)的技术和思想。主讲人除了我自己，还请了许多校内校外的朋友。这个活动坚持了一学期。在学期的结束，我们在网上发布了试题，还给考试合格者发了社团结业证书。

那个学期，我基本没去上过课。我不知道值不值得，但有两件事给我很大安慰：有个学文科的学姐因为参加了社团的活动，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后来考上了软件学院的研究生，成了我的直系学姐。另一件是，我大四时去台湾交换，同行的商学院的学弟竞对我说：我上过你的课，我家里还有你签名的结业证书。

因为我在社团上投入了几乎全部的精力，也因为我大二她大四我们在不同校区，我与女朋友的关系疏远了。于是，这段姐弟恋没能维持太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XuYou大师兄的帮助下，我的独立博客http://verypig.com开张了。

我在大三做了几个重要决策。

第一，我放弃了出国。我对自己说：搞科研，坐冷板凳，憋在实验室，不适合自己的浮夸性格。另一个原因我不愿意承认：我的成绩想去好学校很难。

第二，我放弃了毕业后直接创业。因为李彦宏在南大的一句话：“互联网的圈地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仔细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是对的。而且我也不具备在其他领域创业的可能，于是放弃。

第三，我决定毕业之后不写代码。用ZZ师兄的话说，我决定不做一个“IT民工”。原因很简单：我认为一切“技术类”工作的实质都是“使用工具”，而“使用工具”这件事迟早有一天可以由更高级的工具来完成。

我开始疯狂学习。同Pongba师兄的读书自学路线不一样的是，我去听课，跟老师学。我去蹭全校各院系的课，只听一流老师的课。有一次去听经济系的《投资银行学》，老师临时换了教室，新教室的座位不够。老师允许没座位的同学不上课，于是没有座位的同学都离开了教室。但是我不干，把书包放在地上，坐在地上听。那位老师一整节课都很激动。

有两位老师给了我很大影响：新闻传播学院的胡翼青老师和公共管理学院的庞绍堂老师。前者教《社会心理学》，每节课都会直接以新传院的老师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他让我明白：再伟大的理论也可以与实践进行轻巧连接：这种连接需要真正深刻和透彻的理解。后者教《中国古代思想史》，曾提议把南京大学现在的破烂校训改成“道器并重，兼有天下”。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阅读一流书籍——并非博客圈里常提到的那些“学科经典”，而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天才的智慧：比如《物种起源》，比如《国富论》。

大三时，我决定找一个女朋友。我于弱水三千之中，一眼挑中了陈小花。一拍即合。所有朋友都说：你们太太太太太配了。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实话。这个故事实在很长，所以以后将专门撰文讲述。

某天，有位商院的研究生学长给我电话，要我去给南京某大学的成人自考学生上课。他说：“我听过你在OPEN的讲课，很牛逼。我推荐你去给他们讲，但是有一点，你要说你是南大的研究生，因为这个职位只对研究生开放。” 我想了想，我讲得肯定不会比研究生差，于是我就去了。

我的任务是教三十多名大二学生C语言，每周两次课。第一节课，我刚走上讲台，下面一阵惊叹：这个老师也太年轻了。是啊，当时我只比我的学生大一岁。我早有准备，故作从容地说：“每年我来讲课的时候，听到下面一阵惊叹声，我就感到很高兴——原来我还没老。”大家一笑。

一个月之后，那门课程因故取消。我的那位学长后来告诉我，当辅导员宣布课程取消的消息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显示出了极大的不情愿。那个场景深深地震撼了辅导员——她从来没见过这群学生会如此喜欢一个老师。学长问我原因，我只说了一句： 把他们当作正常人去教。这是一群在批评和责骂声中长大的学生们从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大三下学期，我开始找暑期实习。在一位好朋友的推荐下，我早早拿到了通用汽车的实习offer。这份实习甚合我意，因为它能帮我光荣地甩掉“民工”的帽子。结果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在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通用突然遇到了极大困难，原有的实习计划被取消了。这时，我已经错过了寻找实习的最佳时间。我万念俱灰，几乎崩溃。好在有父母和小花的支持，不久，我又找到了某互联网招聘公司的实习。在一个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我成长了许多。

我的大四过得很快乐。

开学之初，小花同学面临重要的选择：是留南大还是去复旦。留南大百分之百成功，去复旦有一定风险被涮掉，而被涮掉就什么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而且女生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尤其之高。我却坚持小花去复旦。因为我知道，她一定成功。面临风险的时刻，我们往往不够自信，外面的人却看得更清楚。结果想必你知道：她成功了。

我的找工作也进行很顺利。开学不久就拿到了一个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类offer，意味着我基本上摆脱了民工的宿命。十月中旬，收到了小花口中的“全国最大、最俗气的网络公司”的产品类offer，而且位处上海。几乎没有犹豫就接受了offer，且之后也没有再找其它的工作。一是为了积攒人品，二是薪水开的比最大最俗气的公司还高的公司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寥寥可数。

我去上海工作，她去上海读研，这个结局的得来虽然只是数笔代过，却经历了长期的规划，艰苦的努力。而另一件在我规划外的惊喜是：机缘巧合，我们都可以去台湾交换学习一学期。能去台湾，本属难得，一对情侣一起去，而且被分到同一学校，简直是奇迹。奇迹发生了。

回首大学四年，我没有遗憾。我见到一些同学想创立社团，但没能成功，我见到一些同学想去听其他院系的课，却不好意思，我见到一些同学想转行不写代码，却没能坚持到底。我很幸运。

王信文@2009年6月